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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然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作用

时间:2014-04-10 18:53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内容提要:莎士比亚在人与自然间建立起一种通感关系。早期喜剧用丰饶和具有生命力的绿色世界表达人类社会和谐的人文主义理想。这种人化的自然是作者预先设定的美好生活理想,是作为现实世界的补充而存在的。中期悲剧或将自然世界的荒原与人的道德荒原联系在

  内容提要:莎士比亚在人与自然间建立起一种“通感”关系。早期喜剧用丰饶和具有生命力的绿色世界表达人类社会和谐的人文主义理想。这种“人化的自然”是作者预先设定的美好生活理想,是作为现实世界的补充而存在的。中期悲剧或将自然世界的荒原与人的道德荒原联系在一起,或用自然的狂风暴雨映衬人类社会的混乱状态。荒原世界不是人类生活企图效仿的世界,但人可以从荒原世界中观照自我。与早期喜剧中的自然不同的是,传奇剧中的自然,是“自然的人化”,渗透着人的主体性力量,而人的精神理性也因自然而得到提升。

  关键词:自然;莎士比亚戏剧;作用;通感

  莎士比亚戏剧尽管并没有聚焦自然生态环境,但却在人与自然间建立起一种“通感”关系,将自然看作社会观念的基础。但对自然的态度不同,使得自然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作用也不一样。

  莎士比亚早期喜剧中的自然,其主导倾向是“人化的自然”,即莎士比亚在喜剧中将人文主义理想自然化,用自然世界的丰饶与生命力表达人类社会和谐的理想。中期悲剧中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的交织。前者表现为将自然世界的荒原与人的道德荒原联系在一起,用失去常规的自然预示人类社会秩序的混乱,或者用自然的狂风暴雨映衬人类社会的混乱状态。后者表现为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的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而晚期传奇剧中的自然,其主导倾向是“自然的人化”,即自然再也不只是作为背景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是经过主体加工过的自然。自然已经具有人的特征,而人的精神理性也因自然而得到提升。当然,“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很难截然分开。但从对自然的态度看,“自然的人化”更多地贯注了主体性力量。

  一

  莎士比亚早期喜剧的基调是明朗乐观向上的,歌颂的是友谊与爱情的人文主义理想。而这一理想的实现,是通过对大自然绿色世界的憧憬建构的,即人类在丰饶与具有生命力的绿色森林的感召下达成和谐。在《皆大欢喜》中,莎士比亚曾通过被放逐的公爵之口,表达了对自然世界的喜爱:“这些树木不比猜嫉的朝廷更为安全吗?我们在这儿所感觉到的,只是时序的改变……我们的这种生活,虽然远离尘嚣,却可以听树木的谈话,溪中的流水便是大好的文章,一石之微,也暗寓着教训;每一件事物中间,都可以找到些益处来。我不愿意改变这种生活。”(《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一场)①生活在自然中的人们,没有了尘世的烦忧,感觉神清气爽:“绿树高张翠幕,谁来偕我偃卧,翻将欢乐心声,学唱枝头鸟鸣;……目之所接,精神契一。”(《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五场)早期喜剧发生的背景,往往是充满诗情画意、生机盎然的自然世界:幽静的森林、皎洁的月光、争艳的花朵、啼叫的禽鸟、爱的花汁,组成了人间的伊甸园。美好宜人的自然景色,与人物的美好情愫融为一体,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同化。在绿色自然世界的映照与感召下,现实世界的坎坷与泥泞、荒谬与不如人意的地方,统统灰飞湮灭,留下的是一个“公义冠冕”的世界:有错误得到改正,有烦恼得以排解,有情人终成眷属,人人皆大欢喜。

  在前期创作的10部喜剧中,有6部直接建构了绿色森林世界。在《维洛那二绅士》中,曼多亚森林是一个与重门第的米兰公爵府形成鲜明对比的世界。那里没有虚伪,没有欺骗,有的是公义、信德、仁爱与和平。凡伦丁不无感慨地说:“在这座浓阴密布、人迹罕至的森林里,我觉得要比人烟繁杂的市镇里舒服得多。我可以在这里一人独坐,和着夜莺的悲歌调子,泄吐我的怨恨忧伤。”(《维洛那二绅士》第五幕第四场)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普洛丢斯忏悔了自己对友谊与爱情的背叛,凡伦丁显示出宽恕与仁慈,公爵睁开了被蒙蔽的双眼,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爱的徒劳》中的绿色世界是那瓦国的花园,这是一个爱的乐园,它以磁铁般的诱惑力将那些发誓禁欲的王公与大臣吸引到这里,使他们将斋戒三年的誓言丢到九霄云外。《仲夏夜之梦》中的雅典附近的森林,是自由王国,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仙境。那里没有雅典愚蠢的婚姻法,只有来自自然的爱的“花汁”。这种“花汁”可以使一切过错在瞬间消失,使一切烦恼统统忘记,使一切有情人终成眷属。《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温莎森林,与福斯塔夫居住的嘉德饭店迥然不同,福斯塔夫在此除旧布新,重新做人。《皆大欢喜》中的亚登森林更是作者精心营造一个理想王国。当十恶不赦的弗莱德里克带兵追赶侄女到亚登森林边界时,遇到了一位年长的修道士。在修道士启发下,他幡然悔悟,主动把权利交给了兄长。在那里,没有弗莱德里克王宫昏暗的暴政与奥列佛的妒忌,没有现实的喧嚣,没有宫廷的尔虞我诈,有的只是悦耳的鸟鸣,宽恕、仁爱、自由与欢乐。统治这个世界的工具是源于自然的善与爱,老公爵靠它将众多的人吸引在自己的身边,还“每天都有才智之士投奔到林中去”。在那里不仅奥列佛被真情感化,而且恶魔弗莱德里克也真心忏悔,改过自新。《威尼斯商人》中的贝尔蒙特是绿色世界的变种,这个神奇的世界不同于金钱主宰一切的威尼斯,统治它的是爱的涌动、生命的气息与青春的欢乐。在罗兰佐的眼中,大自然是美好的,月色皎洁,微风轻拂,不发一点声响,美好的景致,上佳的怀人之境。

  《无事生非》中的里奥那托花园,以及希罗藏身的修道院,都是作者理想中的净土,在那里,可以“潜心修道,远离世人耳目,隔绝任何的诽谤损害”(《无事生非》第四幕第一场)。另外,《第十二夜》中的奥丽维娅的花园、《错误的喜剧》中的尼姑庵、《驯悍记》中的荒村酒店,都是绿色世界的变种。

  “人化的自然”的实质是预先设定一种更美好生活的梦想,这个梦想通过大自然的绿色森林呈现出来。由这样一个梦想支撑,人类踏上了寻梦之旅。所以,它“并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人类生活企图效仿的世界的真正形式”[1],它是人类的希望,人类在与自然万物的同然生环的梦想中奔向理想的目的地。而这个梦想,其实就是人文主义理想。它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建立在自然的丰饶与生命力的基础上。

  二

  如同自然界不只有温暖的阳光、柔和的月光、绿色的森林、丰饶与生命力,也有寒冷的冬天、飞沙走石、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不毛之地一样,人类社会也不只有纯真美好的爱情与友谊,同时还充满嫉妒、谋杀、奸淫、背叛等各种罪恶。

  在天人对应说的支配下,在中期创作的悲剧中,莎士比亚常常用失去常规的自然预示人类社会秩序的混乱,或者用自然的狂风暴雨映衬人类社会的混乱状态。据人统计,“自然”、“自然的”、“违反自然的”等词语在《李尔王》中出现过四十多次,在《雅典的泰门》中出现过25次,在《麦克白》里出现过28次[2]。尽管莎士比亚戏剧中“自然”的内涵不只是客观外在的物质世界,而是将“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的交织在一起,但我们还是从中看到了人与自然的“感应”关系。

  在早期创作的“阴暗喜剧”(实为悲剧—作者注)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莎士比亚就借希腊将领俄底修斯之口说:“可是众星如果出了常规,陷入了混乱的状态,那么多少的灾难、变异、叛乱、海啸、地震、风暴、惊骇、恐怖,将要震撼、摧裂、毁灭这宇宙间的和谐!……多少刺耳的噪音就会发出来;一切都会互相抵触;江河里的水会泛滥得高过堤岸,淹没整个世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一幕第三场)。

  《哈姆雷特》一开始并充满了奇异的征兆,人尽管死了但鬼魂还能与活着的人对话,风变成了“很凛冽的寒风”,“吹得人怪痛的”(《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奇异征兆所预示的,是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的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人在欲望的驱使下犯下的谋杀、奸淫、颠倒黑白等诸多罪行,是自然变成了人的对立物。在哈姆雷特的眼中,原来负载万物的大地,这一座美好的框架,如今变成了“一个不毛的荒岬;这个覆盖众生的苍穹,这一顶壮丽的帐幕,这个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的屋宇,只是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

  在《李尔王》中,因为李尔王的刚愎、自负、是非不分,以及里根、高纳里尔等人的贪婪、自私,以至于原来“浓密的森林、膏腴的平原、富庶的河流、广大的牧场”,变成了狂风呼啸、波涛泛滥、万物毁灭的荒野。与日蚀月蚀相伴随的,是各种天灾人祸:“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成仇雠;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李尔王》第一幕第二场)李尔一直将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目空一切,在一个绝对理性的世界上充当赏罚分明的法官,但一个更大的宇宙——“命运”击垮了他:“天神掌握着我们的命运,正象顽童捉到飞虫一样,为了戏弄的缘故而把我们杀害”。在大自然狂风暴雨的洗礼之后,自负的李尔终于认识到“天然是胜过人工的。”(《李尔王》第四幕第六场)他终于意识到人类是渺小的,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难道人不过是这样一个东西吗?想一想他吧。你也不向蚕身上借一根丝,也不向野兽身上借一张皮,也不向羊身上借一片毛,也不向麝猫身上借一块香料。嘿!我们这三个人都已经失掉了本来的面目,只有你才保全着天赋的原形;人类在草昧的时代,不过是像你这样的一个寒碜的赤裸的两脚动物。”(《李尔王》第三幕第四场)他终于意识到:“天然是胜过人工的。”(《李尔王》第四幕第六场)莎士比亚借葛罗斯特之口说:“一个人不过等于一条虫。”(《李尔王》第四幕第一场)莎士比亚借用蒙田的思想,对人类自负、无知、贪婪、奴役自然等行为进行抨击,并通过自然荒原景象的描绘,来强化因尘世的欲望与信仰断裂所带来的道德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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