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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刑与富贵:中国古代刑罚的政治观

时间:2014-03-27 09:45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内容提要】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富是财富,贵是权力地位。礼与刑是社会的规范,也就是道德自律与法律强制,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工具。人的行为除了受到道德、法律、财富、权力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彼此相互影响

  【内容提要】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富是财富,贵是权力地位。礼与刑是社会的规范,也就是道德自律与法律强制,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工具。人的行为除了受到道德、法律、财富、权力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彼此相互影响而规范着人的行为。当道德的规范作用降低,法律的制裁力量也会随之减弱,财富的作用就会明显,权力的地位则凸现;当法律的制裁作用降低,道德规范也就失去作用,财富的作用就变得突出,权力的地位就成为决定的因素。当财富升到首要地位,道德的规范作用就显得无力,法律的制裁作用也会受到影响,权力的作用则更显至关重要。当权力成为决定因素,道德的规范难以奏效,法律制裁也难以公正,财富则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就需要发挥政治的调节作用。

  【摘 要 题】史海求索

  【关 键 词】道德/刑罚/财富/权贵

  【 正 文】

  中华文化孕育中华法系,演化出礼刑共用的伦理化法律制度。这种由道德自律和法律强制所构成的伦理化法律制度,讲究道德,崇尚礼仪,推广政教,明正刑罚。道德自律与法律强制相比较,道德自律要求人们积极向善,法律强制要求人们畏法向善,这是历代统治者所标榜垂范于后世的永远不变的原则。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富是财富,贵是权力地位。富在古代被看做“五福”之一,“听聪而致富”,“听聪则谋当所求而会,故致富”(注:见《尚书•洪范》孔颖达疏。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说明富可以靠经营和智慧得到。贵在古代被看做“王命之官”。按照古代刑法中的议贵的范围,在汉代是县令以上的官,以后则规范到三品以上职事官。富与贵相比较,富者未必贵,致富有多种途径;贵者一定富,致贵则只有为官一途。

  研究道德自律、法律强制、致富之道、为贵之途之间的整合或冲突,就必须了解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倡行道德,严明法律,鼓励致富,多途选官,当然是顺应社会的发展。然而,在中国古代相对匮乏的经济条件和官僚政治体制下,很难看到具体效果。有人说是靠命运,也有人说靠人为;有人说靠机缘,也有人说靠努力,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会有不同样的结果?如果纳入政治范围来解释,或许会可以解明其中一些疑惑。

  一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也就是说,政府用行政力量来开导,民众不服从时,就用刑罚来制裁,民众为了避免刑罚而服从,但无廉耻之心而规避;政府用道德力量来开导,民众不服从时,用礼来督促,民众就会有廉耻之心而遵从。根据这个道理,自汉代制定礼刑相辅与以礼入刑的原则以来,就成为古代立法的中心思想。在法制上,虽然代有因革损益,但这种中心思想未变。可以说《唐律疏义•名例》中提出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与孔子所讲的意旨同归。

  道德的存在范围原本极为广泛,并没有什么界限,但在古代政治的作用下,政治规范着道德;把它局限在“五伦”之中。

  儒家伦理的“五伦”结构,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是逐渐演变而成的。在《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其弟子的问答,弟子凡37问,孔子给予不同的回答,但总的可以归结为“仁”,所以有人称孔学为仁学。“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孔子在《论语》中仅提到亲子关系的孝与兄弟关系的悌。在《礼记•内则》中提到男主外、女主内。在《礼记•中庸》有“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等记载,疏引郑玄:“中庸者,以其记载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jí@①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依郑玄见解,五伦关系是孔子之孙孔jí@①概括出来的,递衍至孟子,才完全建立起五伦的理论,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梁启超认为:“君如何始得为君,以履行对臣的道德责任,故谓之君,反是则君不君。臣如何始得为臣,以履行对君的道德责任,故谓之臣,反是则臣不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莫不皆然。若是者,谓之五伦。五伦完全成立于相互对等关系之上,实则相人偶的五种方式。”(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24年版。)梁启超强调对等关系,却忽略了制约着“五伦”的上下有别的政治不平等关系,而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不仅在伦理道德中反映明显,而且是用法律加以规范。

  众所周知,五伦是在古代社会和君主政治体系中导引出来的,内涵着严格的尊卑意识。尊卑上下的等级分明,表现为明显的阶级差异,而这种阶级差异建立在社会政治的基础上,就会出现明显的不平等。以《唐律》而言,虽然朋友一伦中关于借贷、交易的信,可以属于相互平等,但在违约负债上还是偏颇于债权人;至于父子、君臣、夫妇、兄弟,都是依照尊卑上下而分出等级差别。这样,在法律上,官吏、地主所受的法律制裁就有别于平民百姓;在日常礼仪上,士绅就是不同于普通百姓;在道德规范上,官吏与庶民就是有明显的差别;在行为规范上,君子就是不同于小人。这种不平等正好反映道德和刑罚的本质,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政治观。

  政治上的尊卑等级在富贵的概念上也有明显的体现。所谓“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刀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对;问庶人之富,数畜而对。”(注:《太平御览》卷471《人事部•富》引《礼记》曰。)这里完全是按照政治等级而论的,说明富的不平等。对富的追求也有不同的态度,“儒有不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礼记•儒行》)的观念,也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的认识,承认富是所有人都希望的。贵的概念则等级观念更为突出,“夫带三寸之印,拖丈八之组,戴貂曷鸟之尾,建千丈之城,游五里之衢,走卒警跸,叫呼而行”,(注:《太平御览》卷470《人事部•贵盛》引《苏子》曰。)这是贵的主要标志。

  在中国古代的认识中,富者不见得就是贵,而贵者就一定富。“夫贵者必富,而富者未必贵也,故士之欲贵,乃为官也;然欲富者,非为贵也;从是观之,富,人之所极愿也”(注:《初学记•富贵》。)。发财致富,可以成为每个人的志愿,也是人类的共同欲望。富是人人可求的,贵则不然,在中国古代社会,贵比富更难求,虽然贵也是人们的欲望,但毕竟取得要有许多条件,正如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既然富贵取之必须有“道”,因此无论是在道德还是在刑罚中,对那种“不道”都有所谴责与惩治。在道德上,要求“富而有礼”(《礼记•表记》),“富而无骄”(《论语•学而》),“富而能臣”(《左传•定公十三年》),“贵有常尊”(《左传•襄公十二年》),“贵不慊于上”(《礼记•坊记》),“贵而知惧”(《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对于那种非道致富,富贵而不知用,无不认为是取祸之渊,称之为三患:“富贵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蹶身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贵之所致”(注:《吕氏春秋•孟春纪•本生》。)。在刑罚上虽然没有明显规定富贵的界限,也没有如何处治富贵的条文,但有对那些非法致富和贵而凌上的行为却有惩罚规定。

  如果把礼、刑、富、贵纳入整个社会整体,它们都不是独立的。如果把礼、刑、富、贵纳入政治体系中,则礼、刑、富、贵又不得不服从政治。

  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权力是代表社会秩序的主体,“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又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的权力,或是爸爸式的”(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70页。)。这种政治权力形态的本质是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也是绝对的。权力允许,就是德政;权力不允许,也是理所当然。权力来自最高权力者的意志,权力的分配是恩典,取得者也要看输诚尽忠的程度。在社会和政权稳定时期,这种分配和输诚尽忠还可以在制度化共识之下,按部就班地运作。但是,在充满着危机而混乱的时期,这种分配和输诚尽忠就不可能有制度化的共识,制度化的规则也难以产生作用。制度规则的破坏意味着政治的昏暗,向当权者输诚尽忠则成为保证权力和利益的唯一条件。此时,政治权力成为决定因素,成为结党营私,瓜分经济利益的手段;反过来,结党营私和经济利益也就成为不可缺的要素,两者互相作用。

  可以说“富”与“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推动个人进取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礼”与“刑”是社会的规范,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工具。然而,在政治权力的作用下,道德的原则被破坏,刑罚的公正被扭曲,权力所有者对富贵的追求也表现出不择手段,使社会是非颠倒,风气败坏,人心险恶,贪风盛行。因此,有必要对礼、刑、富、贵四者之间的整合或冲突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二

  现代人们把财富和权力当作一种社会资源,尤其是权力,它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稀有资源,它不但掌握着其他资源的命脉,而且控制着整个社会,成为决定掌握其他资源的主要条件。权力成为决定的条件,政治的效用就高于一切,“政治权力成为结党营私,瓜分经济利益与钱财的不二手段。反过来,钱财也成为经营政治势力不可或缺的要件,两者互相搓揉共生”(注:叶启政:《当前台湾社会重利爱财之价值取向的解析》,载《中国人的价值观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987—1008页,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2年。)。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下;用政治权力来谋取财富,用财富来谋取政治权力,几乎成为惯例。

  在中国古代,财富获得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人的性情都有求财的欲望;只要不辱祖先的行业,每人都应择一业治生;在一个上轨道的国家,贫穷是可耻的。求财致富的手段不外乎作力、斗智、争时;出奇创新亦多可致富”(注:刘翠溶:《中国人的财富观念》,载《中国人的价值观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705—720页,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2年。)。这是专门就普通人的财富获得而言,说明财富的有无不取决于权力的大小,但在中国古代确实存在着权力的大小决定财富多少的问题,而取得权力实际上也是获取财富的最佳途径。记得吕不韦在“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注:《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以后,把耕田、经营和当官的赢利进行了比较,得出当官利润最大的结论,将千金全部投入谋取官职。司马迁在叙述致富的各种途径时,也提到:“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的致富的总脉络,同时特别指出“富者必用奇胜”。在历数致富的事例之后,司马迁得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còu@②,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臣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的结论。素封:《史记正义》认为是“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司马迁把富有的程度与王公贵族比较,认为这些富有者只能与贵进行比拟,但不是实际的贵。这既说明了在传统社会的政治权力的决定作用,也说明了政治权力对财富的控制能力,更表明政治权力对财富有绝对的优势。

  道德和富贵实际上是两种价值观念,道德可以称之为理想的价值观念,富贵则是现实的价值观念。理想是高于现实的,也是基于现实的基础上出现的,以传统的道德观念对富贵的看法,就可以证明。比如说,“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礼记•表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曲礼》),是基于道德上的认识,因为社会现实就是:骄淫等于招祸之源,“圣人重其道而轻其禄,众人重其禄而轻其道”(《盐铁论•贫富》),期望的是道德,却又不得不看到现实。“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上》),“富者不仁,仁者好施”(《孟子•滕文公上》赵歧注)是对现实批评和感叹,也是基于现实的提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是基于道德上的劝勉,也是现实生活的提升。从这些道德上的认识来看,可以发现道德观念上的违道必然会得到相反的效果,而这些效果则是现实的,更主要的则是基于法律的违犯和政治上的灾难,因为违反道德规范,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法律是道德的保护,也是维护道德存在的保证。在传统的立法思想中,“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尚书•大传》)。这是中国古代一成不变的立法原则,也是统治者所标榜的德政,但在传统的人治社会,这种原则和德政往往会被扭曲。

  道德规范要求人们按一定规范来制约自己的行为,而法律则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由于法律的制裁结果是以强制为前提的,这样法律的执行者就有权力。固然,法律执行者必须严格按法律实行,但对法律的解释和运用却始终掌握在当权者手中。“然其律法简古,文义深邃,治狱之吏非老于案牍者,则未尽知。苟或法司狱成,定拟之际,先失详明,误乖律义,致有轻重出入之非,而况罪诬于人否,则终身之玷,而死者不能复生。”(注:《律解辩疑所载律文•序》,《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一册,第277页。)虽然国家有律条,官府有律例的集解、疏义等,但执行者仍然有很大的余地,若是“吹事好求,苛刻是务”,也就难免出现“以深文巧诋为能,以哀矜勿喜为拙。故入夫罪则旋添情节以合律妄,引夫例则摘去字句以从招,甚至清托徇人,通贿自鬻于以枉,其是非之实,又有不可胜言者”(注:(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97《听讼•前言》引毛恺曰。)的现象,那么,滥词、滥拘、滥禁、滥刑、滥拟、滥罚等情况就不可避免。

  三

  在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法律、财富、权力不仅是采取接纳的态度,通常还加以赞扬。如读书人所强调的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注:三不朽典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便是多数中国人向往的崇高理想。“饿死勿做贼,气死勿告状”(注:(明)张鼐:《宝日堂杂抄》,820页,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册。),也是社会上的普遍看法。“崇高莫大乎富贵”(《易•系辞》);“天下之所尊者,富贵也”(《庄子•至乐》);“民之所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商君书•赏刑》);“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史记•项羽本纪》);不但对于追求财富可以毫不隐讳,而且可以招摇过市。“贪禄者,见利不顾身”(《淮南子•齐俗训》);“民之于利也,犯流矢、蹈血刃,涉血抽肝以求之”(《吕氏春秋•节丧》);不但对于追求财富的危险性有清醒的认识,也看到 追求财富的犯罪可能性。“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 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孟子•章句上》);晏子云:“庆 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邶殿,乃足欲;足欲,亡无日矣!在外,不得 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辐焉,为之制度,使 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辐之,使无黜慢,谓之辐利,利过则为败。吾 不敢贪多,所谓辐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对于物极则衰、极贵则败及竞争中 的残忍性的发展规律也有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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