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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传统和谐文化与古代国家关系——从先秦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视

时间:2014-03-27 09:20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论文关键词:古代国家关系 传统和谐文化 国家关系伦理 先秦时期 论文摘要:中国先秦时期即已产生了许多深刻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其中,以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坚持为政以德,为国家关系和谐奠定坚实基础;以协和万邦为

  论文关键词:古代国家关系 传统和谐文化 国家关系伦理 先秦时期

  论文摘要:中国先秦时期即已产生了许多深刻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其中,以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坚持“为政以德”,为国家关系和谐奠定坚实基础;以“协和万邦”为促进国家关系和谐的总体原则;视“和而不同”为实现国家关系和谐的本质要求;树立“禁暴除害”的用兵理念以保障国家关系和谐。这些思想为中国古代和谐国家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新中国以来的中国国际关系发展亦有重要意义,为我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倡导共建和谐世界提供深厚的理论渊源和传统文化基础。

  先秦时期的孑L子、孟子、苟子等思想家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很多关于国家之间如何实现和谐的思想,并且“先秦时期在中国统一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即已形成相当成熟的外交思想、谋略和风格”。这些思想对于我国当前国际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参考价值,也是我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倡导共建和谐世界的传统文化基础。

  一、“为政以德”,奠定国家关系和谐的坚实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坚持“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治国”是“平天下”的基础,正如《大学》所言:“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普遍主张“为政以德”来保持国家的稳定和国家之间的和谐,各国应优先处理国内事情,努力实现政治清明,强调德邻、仁政和国强民富,这是保持国内和谐、促进国家关系和谐的基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思想曾经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所谓德治就是道德政治,主张把道德运用于政治领域,以道德作为规范君主行为、治理国家、处理各种关系的一种途径,运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以达到社会稳定和谐的目的。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就把“德”看做是保持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德和民”则治,就不会发生社会暴乱。孔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为政以德”的思想,首开儒家德政之先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认为,周君能够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所以君主应该“修已以安百姓”3J(慨削。治理内政如此,处理国家关系亦是如此。孟子主张:“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里的“道”就是道义,只有将道义、正义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出发点,持久的稳定与和谐才会有根本的保障。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德”逐步从个人的道德修养拓展为一种处理国家政治事务——君民关系、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和规定,为政以德成为中国古代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途径之一。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为政以德”呢?先秦思想家认为,首先要“爱民”。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信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政理念,认为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社会、国家才能保持安宁和谐。“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孔子将“爱人”作为为政之首,要使社会维持和谐稳定的秩序,首先要以道德原则来对待庶民百姓,这是其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孟子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民本思想,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君和社稷都是可以改立和更换的,只有老百姓才是不可更换的,所以,百姓最为重要;其次,要“富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德治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施行德治,如果不能给百姓带来实惠,那就失去了其本质意义。孔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足是君足的先决条件。只有民足,君民之间方可保持基本的和谐与平衡,社会才能保持和谐与稳定。反之,社会将陷入混乱的局面。“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这些主张都是以“富民”作为“为政以德”的具体措施以实现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最后,还应该“教民”。《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日:‘庶矣哉!’冉有日:‘既庶矣,又何加焉?’日:‘富之。’日:‘既富矣,又何加焉?’日:‘教之。…孔子主张先让百姓富裕起来,然后对其进行教化。在富民的基础上注重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民众就不会萌发犯上作乱之心和非分逾越之想,就会在各自的社会位置上各守其位,各尽其责,社会就可以保持和谐之状。

  自从儒家倡导“为政以德”宗旨以来,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凡能做到“为政以德”的,政治都比较清明,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保持稳定和谐,民族和国家关系和睦;反之.如果统治者“为政失德”,不仅其经济得不到发展,社会和国家关系混乱,还往往加速其王朝的哀亡。

  二、“协和万邦”,促进国家关系和谐的总体原则

  如果说“为政以德”更多的是通过维持国内和谐而保障国家之间的和谐,那么,“协和万邦”则可以说是直接促进国家之间和谐的总体原则,这是先秦时期处理国家关系问题的基本倾向。

  “协和万邦”的理念出自《尚书·尧典》,其日:“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明德”的社会功能是亲睦九族、协和万邦,求得世界的普遍和谐。在这里,“明德”以求世界普遍和谐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要求得内部的和谐,即“亲睦九族”;二是要求得外部各国之间的和谐,即“协和万邦”。通过“协和万邦”来促进国家之间和谐,这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表正万邦”。这是“协和万邦”应遵循的首要原则。“表正万邦”出自《尚书·仲虺之诰》,其日:“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商汤自己能够严格地遵守“典常”,遵守各种公认的规章制度,起到表率作用。如果各国都效仿他而自觉遵守公认的国家关系“典常”,国与国之间就可以实现和谐。“表正万邦”就是说,欲“协和万邦”,必先修己正我,严格遵守“典常”,自觉奉行公认的国家关系准则,做“协和万邦”的表率。《论语》中也多有类似的理念,“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日:‘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可见,孔子亦十分重视国家关系中各个国家的“表率”作用,通过“表正万邦”来“协和万邦”,进而实现国家之间的和谐。

  第二,“以大事小、以小事大”。这是通过“协和万邦”来处理国家关系的又一重要原则。在国家关系中,如何处理大国与小国的关系,是能否实现国家之间和谐的关键所在。为了实现普遍真正的和谐,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主张无论大国、小国,彼此都应相互尊重,一律平等。

  齐宣王问日:“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日:“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在这里,孟子论述交邻国之道时强调,大国尊重小国是仁爱的表现,小国尊重大国是明智的表现。大国若能乐施仁爱于小国,就能“保天下”,可以维护天下太平、世界和谐;小国如能明智地尊重大国,也就可以保持自身内部的政局稳定。“以大事小、以小事大”就是说,在国家关系中,大国以“仁”对待小国,尊重小国的基本权利,重视小国的应得利益,帮助小国发展;小国也要以“智”对待大国,着力自身的发展,自觉尊重大国,不做无谓的牺牲。只要能做到“以大事小、以小事大”,大国小国相互尊重,互不侵害,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国内的稳定和国际的和谐就可以实现了。

  第三,“亲仁善邻”。这是坚持“协和万邦”以求国家关系和谐的又一重要要求,集中表现在对待自己邻国的态度问题上。邻国是无法选择的,邻国与本国的稳定与和谐息息相关。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对邻国之间相互依存、荣辱与共的特殊关系有着深刻的见解:“夫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邻国有事,邻国得焉;邻国有事,邻国亡焉。”邻国之间是“铺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同时,先秦思想家主张,国家之间的和谐离不开对邻国困苦的仁义救助。《左传》载:“秦饥,派人乞籴于晋,晋不绘。大夫庆郑说: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怜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所以,救助邻国是所有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实现国家以及国家之间和谐所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所以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中国古代关于家族伦理、社会伦理与国家关系伦理三者关系的核心思想,用和谐促进民族和睦,加强国家稳定,最终实现世界和谐。“中国早期的国家观中凝结了较强的地域观念,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国家’,是家族关系的扩大。” “九族既睦”,然后“协和万邦”,以民族和睦为基础,实现国家关系和谐。

  三、“和而不同”,实现国家关系和谐的本质要求

  “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本质,也是和谐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状态的根本要求。从先秦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开始,“和而不同”的精神就一直渗透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处世、礼仪制度、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成为先秦时期实现国家关系和谐的根本要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和而不同”是事物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国家实现和谐的根本动力源泉。“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客观辩证法的两个对立面矛盾统一的局面,就是一个‘和’。两个对立面矛盾斗争,当然不是‘同’,而是‘异’;但却同时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又是‘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一直是与“同”作为一组相对的哲学概念出现的,“和谐”的含义也是在历次“和同之辨”中逐渐凸现出来的,继西周末年的思想家史伯、春秋末年的晏婴与齐景公的“和同之辨”之后,孔子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为“和同之辨”进行了总结性阐述,将“和”视为多样性的统一,包含着不同或差异并建立在不同或差异的基础之上。在此.“和”不仅仅是与“同”相反的概念,更是人们处世待物的基本原则,具有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总体意义。

  通过“和而不同”实现国家关系和谐,首先要求各国在对待彼此的文化、文明上,坚持包容精神,促进交流与争鸣。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成形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是个诸侯割据、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但是,在“和而不同”思想的指导下,春秋战国时代各种思想流派竞相发展、彼此碰撞,诸子百家争鸣,成为一个文明和文化异常繁荣的伟大时代,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等各类哲学和政治学思想流派交相辉映,彼此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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