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名师论文网
教育教学

教育理论|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 英语教育| 语文教育| 化学教学| 物理教学|

经济管理

经济学| 财政税收| 证券金融| 会计审计| 管理学|

卫生医学

医药学| 医学| 临床医学| 护理学| 外科|

理工科类

计算机| 理学| 工学|

您当前所在位置:

全站搜索:

李贵连:法史学的“十五字”箴言

时间:2014-04-09 15:55来源:未知 作者:未知请联系更改 点击:
搞历史的人,都喜欢讲规律性。其实历史是没有什么规律的,都是偶然性。人生也是一样。 记者(以下简称记):李老师,您好,您能谈谈您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的经历吗? 李贵连(以下简称李):当时大学招生的数量很少。大家复习很紧张。我1965年考大学。那年我的县里

  “搞历史的人,都喜欢讲规律性。其实历史是没有什么规律的,都是偶然性。人生也是一样。”

  记者(以下简称“记”):李老师,您好,您能谈谈您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的经历吗?

  李贵连(以下简称“李”):当时大学招生的数量很少。大家复习很紧张。我1965年考大学。那年我的县里面有三个中学,一半多考生考上了大学。我高中的老师很厉害,都是正规大学毕业来当中学老师,所以那一年考得都不错。我那年考大学,也不像现在,没考以前就要填志愿。基本填法和现在也类似,分一类学校二类学校。填志愿基本就是老师出谋划策,我读法律也是老师的意见。现在选择多,时代还是比我们那时强多了。我们那时哪来选择,不想干的话,没有户口,没有工资,没有粮票,是无法生活的。

  记:进入湖北大学法律系以后,您的感想有哪些?

  李:考上大学时很高兴。当时城乡差距比现在还要大,离开农村很高兴。农村人为什么考大学?就是想把户口转到城市,离开农村。百分之九十九乃至百分之一百的农村学生都是这样的。现在有的人说进大学有多大抱负,我是不太相信。当时城市的人口也很少。我进了大学,对专业根本没什么印象。只知道法律是绝密专业,所以老师不会让成分不好的学生报考。连中农都不让报,得贫下中农才让报。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现在来看,整个的法律教育是最低级的。全国法律系只有四家:北大、人大、吉大、湖北大学有法律系,政法学院四家:北京、华东、西北、西南四家。我读书的时候,一个系里一个年级只有六十多人,一半是调干过来的,一半是考上来的。我们学校人数是这样,其他学校恐怕也是这样。这些人毕业出来,大部分都改行了。据我所知,我就读的湖北大学,1963、1964、1965、1967、1968年毕业的学生,基本都改行,很少进公检法。我那一届,真正搞政法工作的,就我一个。我毕业后进了当时的军管小组。另外有两个同学在劳改工厂,勉强算是政法工作。其他同学都改行了,改行去工厂的、去学校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记:那本科学习结束后,到您报考北大法律史专业研究生,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李:搞历史的人,都喜欢讲规律性。其实历史是没有什么规律的,都是偶然性。人生也是一样。大学毕业后我到军垦农场搞了一年多,然后就分配。我分配到了县军管会。分配去搞了两年工作队。然后军管结束,公安法院分家,我就去了法院。到法院后又搞了一年运动,然后正式工作。我在法院里,待了大约四年时间。干过刑庭干过民庭,也干过秘书,做过庭长。我那个县六十多万人口,法院连炊事员在内,不到二十人。所以我什么都干过,办公室都不需要。说到报考研究生,第一是觉得在大学里没有读太多书,特别是专业书,想再读书;第二,对法院办案厌倦了。法院里有两类案件最多,我很厌倦。一类是反革命案,文化大革命里反反复复,像翻烧饼,今年反革命,明天就不是了;今天判完,明天又要平反,很麻烦的。另一类是性犯罪,当时通奸是有罪的,某人和某人通奸是属于犯罪的。性犯罪掌握证据很少,光靠口头证据,但是万一一翻供,又麻烦了。我很烦这两类案件,不想再干了。我当时没什么远大的理想,就想离开那个大山区,没有什么高尚目标。和我一届考进北大的研究生,很多都来自边远地区,考研究生就是为了改变命运。

  记:那在三年研究生生涯里,对您影响最深的老师和同学是谁?

  李: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张国华老师,他是我的导师。我们那时候读研究生,可没有你们轻松。读研究生,年纪大的四十多岁了,一般也三十多岁,都拖家带口。那个中文系的钱理群也是。不过研究生的那几年,确实是读书很勤奋,一天到晚都在读书。大家都觉得耽误了好多年,要补上;还想着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都很努力。可以说是理想主义,没有多少现实的考虑。我们是导师负责制,我跟着张国华老师,所以对我的影响最大。三年书读完我便留在学校了。

  当时读书的同学,现在都退了。大家关系都比较融洽。当年法律教育刚刚恢复,法律人才非常紧缺,好多概念人们都不知道。当年在北大,讨论过法人制度问题。现在法人是个很平常的概念,而当时好多人都不知道。计划经济下,哪里来的法人概念。当时我们给光明日报投稿,光明日报的人说,你们这个地方写得不对,“标的”这个写法不对,中间应该断开。我马上打电话给光明日报,说你这个绝对不能断开,要是断开了不是开玩笑吗。当时就是这样,最基本的概念也不知道。

  记:那您是不是在研究生期间,就确立了以后从事教学研究的志愿?

  李:对。我是不想再回到机关了。我很反感再接触实务的东西。包括律师,我是最有资格做律师的了,因为我有法院工作的经历。但是我没有办过一件案子,也没有做过一天律师,我连律师证都没有。

  “这十五个字,我自己不能完全做到,但我觉得,我们法史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记:那在法史学界,您有哪些基本观点?

  李:我们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用了十多年时间,重新把民国时代那些东西恢复过来。中国的法史研究,从清末沈家本开始,到民国,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有哪些法,法律发展的脉络问题。但是1949年以后到1978年,我们又把这些成果全都忘了。所以1978年以后是恢复,以两部著作为标志。一是《中国法学史》多卷本,一个是《中国法律思想史》多卷本。这两部多卷本问世以后,恢复的过程就结束了。接下来就应该往深入方向发展。纸面上的东西做出来了,应该再从社会实际实施的情况研究。我们现在颁布的法律和社会上实际实施的法律是两回事。现在是这样,以前也是这样。怎么样深入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我觉得,我们做法史的,要坚持十五个字:第一“通古今之变”,就是了解法律的整个变化过程。孔子的观点,是思想,但没有成为制度。孔子的思想后来成为制度,这个制度在社会上是怎么实施的,就会有很多问题。比如“容隐”制度。如果父亲把母亲打死了,告发不告发?容隐不容隐?这要靠实际的判决来决定。父亲打死母亲,社会上没有吗?有的。父亲把爷爷打死了,儿子要不要容隐,社会上没有吗?没有的话就不成其为社会了。“容隐”是法律,“子孙违反教令”也是法律,为什么清末法律改革,子孙违反教令争议很大?如果父亲教令和母亲教令不一样,怎么办?当时包办婚姻,父亲定了这个,母亲定了那个,这是不是都是教令?父母同意了这个,爷爷不同意,怎么办?一思考具体制度,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所以一定要通达古今的变化。这些制度可都是维持了几千年的,要思考古今是怎么变的。第二,要“明中西之异”。何老师本来是搞外法的,现在他也搞了不少中法。实质上光搞外法不行的,一定要和中法结合起来。我对北大搞外法的人说,不能光搞外法,光搞外法很空的。外法这么大一个范围,而中国一个朝代就有多少材料,外法搞这么大范围,那么多国家,没办法做到“地熟”,资料怎么看得过来?真正要搞外法的话,比如说英国,住它个七八年,可能能搞出点名堂。不然,一定要和中法结合起来。中国近代把传统的法一下子反过来接受西方,但又不是完全接受西方,传统还是受影响的。同一个概念,中国和西方可能就不一样。所以要搞明白中国和西方的概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西方传进来的一些即使很基本的概念,像民主啊,民权啊,人权啊,由于观念不一样,翻译过来会有差异在里面。我也不明白很多差异,只是说一下这一点。第三,要“究当世之法”。这十五个字,我自己不能完全做到,但我觉得,我们法史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记:那您认为,法史学科,中外的差距在哪里?

  李:中国的法律史,国内肯定比外国的汉学家深入得多。日本是研究问题最深入的,但是它没有中国人这么实实在在的接触,肯定是不如中国的。有一些甚至我觉得简直就是胡扯蛋。整个中国的法史水平,肯定还是得靠中国学者来支撑。

  记:您认为在中法史领域,还有哪些新的开拓领域?

  李: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其实才刚刚开始。必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步步来,含糊不得。这几年我讲了两个课题,一个是谋反大逆与反革命罪。这个课题得讲好几个小时才行。既有古今问题,也有中西问题。还有一个课题是法制问题。从贵族法制到民主法制。这一百年来讨论法制问题讨论了无数次,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中国法制到底是怎么回事。礼制实际上就是法制,是贵族内部的规范性制度。可以把礼看成法,是贵族之法。春秋战国以后,废分封,立郡县,分封制贵族不存在了,而产生了官僚贵族制度。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瞿同祖所谓的“法律儒家化”,我是有一点看法的。不是“法律儒家化”,更合适的是“儒家思想法律化”,实际上还是法家思想主导。古代法律首先是规范官僚的。那么大的官僚体系,不用法去规范,皇帝是没法管理的。《韩非子》很大篇幅是讲怎么规范官僚的。“明主治吏不治民”,法主要是规范官的。如果官吏行为不合法,怎么样处置?不信翻翻唐律,有多少条文是规范官吏的?这些都是法家的,哪些是儒家的?按照儒家,孟子说民贵君轻,能这样吗?所以我认为,古代法是官僚法制、专制法制。到了近代,往民主法制演变。清朝推翻以后,我们没有变成民主法制。这个问题,我得讲二十七八个小时才能讲完。具体的还有很多问题。我再举个例子,“干名犯义”,自古至今有多少变化?你说现在有没有干名犯义?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短信批评一个书记要来抓你?依据什么法律?现在教科书里就讲一个干名犯义,下面没了。但是要找具体案例的话,那可就复杂了。要研究的问题太多了。

  记:您在法史学界多年,那么您使用的主要方法是什么?

  李:我不太赞同先有观点再有方法。我觉得一切问题,结论只能在材料之后。资料要整合,这是很吃工夫的。然后才是思辨。如果资料整合不好,思辨就是空谈。一篇好文章,大致就是这两方面。资料整合得好,一看就知道,文章有条理。当年傅斯年说过,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题目很小,深入做下去,做出来的结论却可能很大。所以这几年,我的几个博士的论文都是“小题大做”。不过这样做起来,比较苦。第一,必须把相关的东西都找到;第二,思考起来比较难,对学术品格要求比较高。

  “自由、开放、独立,学术环境必须自由。人的思想,不能自由思考,学术上做不出东西的。”

  记:现在有人认为,中青年学者存在浮躁情绪,您怎么认为呢?

  李:浮躁这个事情,可以说是1840年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心态的一个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市场经济,纳入了经济因素,恐怕就更糟糕一点。现在不断的剽窃、找枪手,就是浮躁情绪。又要出名又不想努力,只好做这种事了。整个学术界都有这种事。

  记:那么对于中青年学者,您认为是多发表成果好还是少发表成果好?

  李:这个没有必要强求,有能力多发就多发,没有能力就少发。顺其自然。没有能力,硬要发表,那很没意思。现在制度也很糟糕,强求发表多少多少。写不出的话就不要勉强写。

  记:您认为良好的学术环境,应该是怎样的状态?

  李:自由、开放、独立,学术环境必须自由。人的思想,不能自由思考,学术上是做不出东西的。北大的风格就讲究自由、独立。什么问题都受限制的话,是思考不下去的。西方人说,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不是没有道理的。学术毕竟是学术,即使对政权有批评,那也是言论自由。他没有武装反抗,只是提出不同意见而已。我觉得独立自由是学术必不可少的。正因为这样,我不太喜欢参与集体项目。集体项目总是要受一些限制。

  记:您能评价一下中国的法学研究状况吗?

  李:比1978年当然要深入得多。如果说比1978年还要落后,这不是事实。和1978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法学的发展,是不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可能还是一个问号。我只能说恐怕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地步,炒作的多。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前景还是可以的。因为已经不存在禁锢时代了。

  记:对法科学生的阅读书目、阅读方向,您能提一些意见吗?

  李:我主张,不要只读法律的书。因为法律是规范社会的。社会实在太宽广了。只看法律条文,其他很少看,是不够的。而且从知识的角度看,最好是万流归一。很单纯的知识结构,并不是很好。单看几本书,我觉得没有必要。法律书太枯燥了。学法律的人,必须读一点杂书。杂书还是很有好处的。

  另外,我还有一个观点。法史学不能成为一门显学,也不能成为一门哲学。成为显学,成为哲学,社会就不正常。如果成为显学,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批林批孔,那就不正常。解决现实问题,是社会最重要的。成为哲学,也不正常。法史学应该不断沉淀,有传承,给大家一般的知识教育。

  记:最后,您能不能对现在的法科学子提一点希望、建议?

  李:对学法史的学生,还是以刚才说的十五个字作为共勉。不过说实话,这十五个字,很难做到,是要花时间的。

【编辑:admin】
------分隔线----------------------------

(工作时间:8:30-23:00)

期刊版面咨询

审稿咨询